中国应拆分“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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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评论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总结
目前中国的银行安全得过头了。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由于四大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干预,它们没有多少动力创新和冒险,并且“大到无法管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向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竞争。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中国市场会促进竞争和创新。另一项更加“治本”的举措就是将四大行中的每一家都分拆为三家地区银行,以增强竞争和改善治理。在此过程中,加大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参与度,并为银行业的进一步自由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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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看懂中国银行业相比,从其身上赚到钱要容易一些。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巨大的赚钱机器,但在许多认识到中国经济弱点的人士看来,四大行正是问题所在——它们实际上反映出其他领域的扭曲。事实上,中国的银行安全得过头了。如果引入更多竞争、拆分那些“大到无法管理”的银行,中国银行业的业绩也许能够得到提升。

许多批评人士把问题归于中国僵化的利率,人们认为中国的利率相对于通胀率而言实在太低。另一些人士则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正在催生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风险。还有些人士提醒我们,大型国有银行坐拥巨额的居民存款,鉴于治理防范措施松懈,这些银行会经不住诱惑、滥用本行控制的资金。

但在全球货币体系充斥流动性之际,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实际利率已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资本市场深度不够、利率水平难以由市场力量决定,四大行的主导地位也减弱了加大利率灵活性的好处。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与资本管制关系更大。资本管制导致投资者很难将存款转移到境外,因此助长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此外,巨额的居民存款是投资机会有限经济体中民众大规模储蓄的必然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新理财产品和影子银行的出现开始引起人们的警惕。它们能为储户带来更高的回报,但不利之处是将一些风险更高且不受监管的投资工具引入了原本如一潭死水的金融体系中。总体来看,它们的出现是值得欢迎的,而非应该抵制的。它们为储户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并正在改变原有的体系,这个体系长期以来的立身之本仅仅是将资金导入国有实体,而不去满足可能更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

一些(或许多)借款者可能达不到理想的信用标准,违约事件将在所难免,很有可能还会发生一两次小型危机。但这些都是必须要交的学费,否则无法改变僵化的金融体系。提高透明度、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是必需的,但如果扼杀学习的过程、过早地对这些活动进行监管,实际效果可能弊大于利。

我们很难找出什么指标来证明中国银行业即将爆发危机。毕竟,四大行派发的股息既丰厚又稳定,不良贷款率较低(尽管这个概念是有缺陷的),拥有令任何其他银行业体系钦羡的巨额居民存款,抵押贷款的杠杆率也不高、因此不会爆发美国那种危机;另外,由于大量活动面向国有实体、或明里暗里有国家在担保,四大行的风险本质上与银行质量关系较小、而与国家信用关系较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国家信用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何在?

国家主导的活动充当着中国经济诸多活动的粘合剂。在国家主导的活动中,治理是一个问题。鉴于四大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干预,它们没有多少动力从事谨慎的冒险和坚持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劝诫银行改善管理的言论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向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竞争。这个体系在政治上仍将为国家所主导,体系中的既得利益也非常强大。尽管现实如此,仍有一些举措能够帮助银行提升业绩。举措之一是,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所占份额仍微不足道)。这会促进竞争和创新。此外,与中国人所认为的正好相反,这还会提升(而非削弱)国有银行的业绩。

西方银行业中的“大到不能倒”问题在中国也存在:中国的四大行“大到无法管理”。因此,一项更加“治本”的举措就是针对这个问题采取措施。将四大行中的每一家都分拆为三家地区银行,这将极大地增强竞争和改善治理。这种措施曾在中国的航空业取得过成功。当时,中国将民航分拆成多家地区性实体,在市场压力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数量合理、效率更高但仍保持国有的若干家航空公司。

分拆后的银行可将总部设在不同的省份,而不是都设在北京。这样,它们就会较少地受到政治性指令的影响,较多地受所在地实际需求的影响。这些银行不必局限在初始区域内运营,而是可以向其他地区扩张,并最终发展成全国性银行。但是,这些银行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更加注重商业利益,并提高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部分银行可能会有动力寻找外部合作伙伴(如当年航空业的情况一样),而这可能有助于加大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参与度,并为银行业的进一步自由化提供支持。


本文最初发表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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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源文件: 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2013/01/31/中国应拆分-大-银行/fa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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